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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申诉书--李某挪用公款一案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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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学强律师  来源:赵学强律师事务所  阅读:

 

李某挪用公款一案申诉书

 

申诉人:李某,男,19441123生,汉族,原系上海合金厂劳动人事管理办公室主任,现住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4878201室,邮编:200081。手机:13671929292

申诉人李某因挪用公款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1997)刑初字第59号刑事判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二中刑监字第19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1997)嘉刑字第59号刑事判决书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监字第19号驳回申诉通知书,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

 

一、     案件基本事实

1994年,申诉人任上海合金厂劳动人事管理办公室主任负责职工培训劳动管理工作期间,经合金厂法定代表人李儒伦和厂领导反复研究决定,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局申请录用征地农民工。申诉人根据厂长李儒伦安排具体负责此项工作。19941995两年间,合金厂经严格的审查手续和特别的监督程序,共分7批招录68名征地农民工,嘉定区劳动局先后7次向合金厂拨付安置培训补助费共计1356万元。协会向劳动局服务所出具了安置培训费收据。申诉人根据李儒伦的意见,先后将安置培训费款存入由上海合金厂财务管理的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协作件研究会的银行账户,每批人员及资金收取过程中,申诉人均随时随地向李儒伦请示和汇报。在与劳动局勾通此事过程中,嘉定区劳动局局长潘维丰提出由合金厂投资筹建技工学校的建议,申诉人将此意见转告李儒伦,李表示同意投资办学。此后,申诉人将李儒伦对投投资嘉定劳动局创建地区技工学校的表态,嘉定区劳动局筹建技工学校的选址及开会情况及时反馈给潘局长和李儒伦厂长,即向李儒伦传达潘维丰局长“在成为大股东,必须投资三五十万元”又向潘转达李儒伦“首先在接受征地农民安置培训费中支持投资”的承诺。

19945月、7月、10月,经李儒伦同意,协会与上海金骥实业公司签订借款协议,金骥实业公司向协会借上海合金厂拟定投资劳动局创办技工学校的部分资金418万元。1996312,根据三份借贷协议书,申诉人将利息103万元及本金418万元,全部解入合金厂账户。1994年底,申诉人向李儒伦汇报另71万元资金情况,将协会银行对账单给李儒伦过目,告知“除了投资劳动局创办技工学校外,账户上还有20余万资金。”李让领出来,申诉人于1996年初支出36万元交与李儒伦,此款被李作为1996年元旦奖金发放给职工。

1996327,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以挪用公款罪对申诉人立案侦查。立案同日,申诉人被刑事拘留,199647,申诉人被逮捕。1996924199734,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分别以(96)嘉检诉字第168号和(97)嘉检诉字第21号起诉书,两次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起诉。起诉书认定申诉人在上海合金任劳动人事管理办公室主任期间,于19947月至19963月,利用职务之便,在为上海合金厂向嘉定区劳动局征地养老服务所申请解决劳动力过程中,擅自将嘉定区劳动局支付给上海合金厂的安置补助费1128万元挪给上海金骥实业公司进行营利活动。两份起诉书不同点为第1份起诉书认定申诉人罪名为挪用资金罪,第2份起诉书认定申诉人罪名是挪用公款罪。199749,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做出(1997)嘉刑初字第59号刑事判决,认定申诉人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001215,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申诉人被假释。2002726,假释期满,原判刑罚执行完毕。

1998年,申诉人之妻韩秀娣不服(1997)嘉刑初字第59号刑事判决,向上海市嘉区人民法院申诉。1999511,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做出(1999)嘉刑监字第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以申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判决应予维持理由驳回申诉。该驳回通知书直至200336,才由法官送交代理律师王颂华手中。

2002726,申诉人接到虹口警方发放的假释期满证明书后,便开始了漫长艰辛的申诉上访之路。申诉人的申诉上访的理由和请求是: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97)嘉刑初字第5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申请撤销判决,依法再审。申诉人在申诉被各级法院拒绝情况下,便向上海市委、市人大等部门及市委、市人大、市检察院主要领导上访,在各级部门和领导批示下,2003215,申诉人正式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但嘉定区人民法院并未认真听取申诉人意见,先入为主,以原判决认定申诉人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为依据,未对案件进行再审,便驳回申诉人申诉请求。并对申诉人进行威胁,阻止继续申诉上访。

申诉人不服驳回决定,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诉,要求依法立案再审,但均被拒绝。无奈申诉人只好继续致信上海市市委、市人大、政法委员会和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以及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周永康等中央领导,在各级领导批示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意接受申诉人申诉。2004218,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2004)沪二中刑监字第19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诉人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的再审条件,原审判决应予维持。

2004625,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接到市检察院转来的申诉人于2002年所写上交上海市委的《李某陈情书》申诉材料后,在未经认真审查情况下,做出嘉检控申通字(20041号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认定申诉人申诉理由不成立,驳回申诉。

20047月,申诉人致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腾一龙,请求司法救济,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200482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04)沪高法信访字第15834号回复,结论是不予受理。理由是“根据有关规定,对经两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复查均驳回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再次提出申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后申诉人继续上访并多次进京上访,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但至今未得到确切答复。

 

二、申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某利用担任上海合金厂劳动人事管理办公室主任,兼任民间团体性质的研究会会长、名为集体实为个人合伙性质的上海金骥实业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之便,于19945月至19954月间,在为上海合金厂向服务所招收劳动力的过程中,擅自从研究会出具收据后,将服务所支付给上海合金厂的安置培训补助费1128万元,挪用给上海金骥实业公司超过3个月以上,情节严重,已构成挪用公款罪”申诉人认为,该事实认定与客观存在事实不符。

 

1、申诉人不存在擅自出具研究会收据问题。

 

招收征地农民工事项,是合金厂领导多年筹划的事情,是全厂重大事项,李儒伦作为厂法定代表人,是该项计划的主要策划人,申诉人做为厂劳动人事管理办公室主任,是该事项的具体实施人。李参与了招工、培训、安置培训款的存取使用全过程。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协作件研究会的银行账户,实际是由上海合金厂财务管理控制的,将嘉定区劳动局支付给合金厂的1358万元安置培训费训费款存入由上海合金厂财务管理的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协作件研究会的银行账户保管,资金的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权还是上海合金厂,资金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将征地工安置培训款存入协会账户。是申诉人根据李儒伦“拿钱先放着,用于职工培训”意见安排的,是经李儒伦明确同意的,并征求研究会秘书长同意后实施的,申诉人只是履行了正常职务行为。培训款转入协会后,全部是合金厂分管教育的徐跃开具的仪表协会研究会的收据,而徐跃分管协会教育工作的职务是李儒伦任命的。袁丽娟 200432证(李某申诉状材料部分第40页)“我是1983年到合金厂财务科工作,负责企业管理办公室工作,19948月我退休,4月份就开始交接工作,是时将仪器仪表协会的账户移交给徐跃。”我做为金骥公司出纳,交行的这个账户我知道,但有钱在里面存着我不知道,因为这个账户不是金骥公司的经营账户。徐跃200432证(李某申诉状材料部分第41页)“94年合金厂招征地工的事我知道。1991年底我调到合金厂劳资科。1994年至1995年我管理仪器协作件行业协会账户,是李儒伦让袁丽娟移交给我的。李某没有暗示我不要将账户给厂里知道。”

 

2、申诉人不存在将合金厂安置培训费1128万元挪用给上海金骥实业公司使用问题。

 

1)、上海金骥实业公司上海潘禺路交通银行账户与金骥实业公司无任何关系。起诉书和判决书认定申诉人挪用公款的依据是合金厂的安置培训费转入上海金骥实业公司上海潘禺路交通银行账号的事实。事实上该账户与上海金骥实业公司经营活动无任何关系,该账户是归上海合金厂直接管理的,该账户是用于保管劳动局支付的征地农民工安置培训专用账户。是由上海仪表协会副秘书长袁丽娟经上级批准,以上海金骥实业公司名义申请办理,且只能凭上海仪表集团公司综合部颁发的编号为0060828《工资总额使用手册》提取,主要为上海合金厂提取现金服务,它与上海金骥实业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没有发生任何联系。此账户除为合金厂提取的36万元资金记录外,没有一笔金骥实业公司和申诉人个人提款的记录,申诉人并未用此款为个进行营利活动和做其他用途使用。原上海金骥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志芳关于利用《工资总额使用手册》为上海合金厂提取现金的情况证明:“19952月,上海仪表协会副秘书长袁丽娟经上级批准,以上海金骥实业公司名义申请办理了上海潘禺路交通银行账号,这个银行账号,只是接受上海合金厂征地工安置培训的资金,共计71万元,并凭上海仪表集团公司综合部颁发的编号为0060828《工资总额使用手册》,为上海合金厂提取现金服务,它与上海金骥实业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没有发生任何联系。”19958月,上海合金厂直接炒期货案发,造成银行信贷危机,11月份上合厂已面临发不出工资危机,申诉人与徐跃商量决定用《工资卡》领出的36万元仍返回嘉定劳动局,让劳动局以支票形式开到合金厂,以解决合金厂年终奖金发放问题。当申诉人将此意见向李儒伦汇报时,李儒伦当即表示将款直接解进财务小金库。并说“如是劳动局占用几天,岂不影响我们元旦奖金的发放吗!”

 

2)、金骥实业公司使用合金厂安置培训费418万元,是有偿借贷关系,不能认定为挪用。19943月一天,申诉人与嘉定区劳动局朱华民局长潘维丰商量合金厂招征地农民工和拨付安置培训费一事时,潘要求合金厂用这笔资金投资劳动局创办技工学校。申诉人将此意见向李儒伦汇报后,李表示同意。19944月,第一批征地工进厂进,潘维丰说:“技工学校投资资金暂时不收,你们公司(金骥实业公司,因劳动局欠金骥实业公司加工费),先用着。”因当时金骥实业公司确实周转资金不足,申诉人便向合金厂李儒伦厂长提出借用此款,李表示同意,并让申诉人办好手续。随后,以金骥实业公司为借方,仪器仪表协会协作件企业研究会为出借方,按短期对外借贷最高利息签订三份借款协议书。1996312,合金厂新任领导薛国华书记、周锦标厂长看到申诉人手中的三份借款协议书后,让解到厂财务科,申诉人将本金及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利息103万余元全部交给合金厂。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一是1994310816118三份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协作件企业管理研究会与上海金骥实业公司签订的贷款协议,共借资金418万元,月利息12%0此协议书证明金骥实业公司与协会有偿借贷关系,而不是挪用关系。二是嘉骥实业公司已按借款协议约定向合金厂支付了84万元利息,合金厂取得了资金出借利润。三是嘉定区劳动局朱华民19961011检察院(李某申诉状材料部分第45页)检察院办案人员问当时是否对合金厂讲过要从安置费中有一部分钱四十万人民币要返给劳动局?朱华民答:“当时局里召开本区市属、部属单位的劳动、人事部门负责人会,潘局长曾讲过要求上述单位为劳动局筹建技校,在经济上支援一些。”

 

3)、上海金骥实业公司不是个人合伙企业。

 

上海金骥实业公司,是根据上海市仪表局工会转发上海市总工会文件,经上海市嘉定区总工会批准,由退休职工集资和嘉定区城南居委会投资,通过国家工商、财政和税务审核批准,于19934月成立的集体企业,不是判决所认定的“名为集体,实为个人合伙性质的企业。

 

证据:嘉定县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批复嘉退委9325号给上海合金厂《关于举办退休职工为主体的经济实体的批复》,同意合金厂退管会举办心退休职工为主体的经济实体。上海金骥实业公司章程、金骥实业公司营业执照。

 

二、一审判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判决适用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中关于挪用公款部分第三条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其他个人使用。挪用公款后,为私利以个人名义将挪用的公款给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使用的,应视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申诉人认为,申诉人不具有补充规定中所列举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三种情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申诉人不存在本人使用安置培训款进行营利活动情形。嘉定劳动局拨付给上海合金厂的征地农民工安置培训款,按照合金厂法定代表人厂长李儒伦的意见,转入由合金厂控制管理的以金骥实业公司名义开的上海潘禺路交通银行专用账户后,使用去向是明确的。一是经请示李儒伦同意,以借款协议形式高息借给金骥实业公司418万元。金骥实业公司是根据上海市仪表局工会转发上海市总工会文件,经上海市嘉定区总工会批准,由退休职工集资和嘉定区城南居委会投资,通过国家工商、财政和税务审核批准的集体企业,此款不是个人借款,而是两个法人单位间资金有偿拆借关系。该款金骥实业公司使用1年后,全额归还上海合金厂,并支付利息103万元。二是在专用账户保管的71万元除提取36万元解入合金厂财务用于2006年合金厂职工发放奖金外,其余均在专项账户中保存,分文不少。不存在判决书认定的“案发前后,被告人李某退还全部挪用款和利息”问题。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并没有申诉人将公款挪归个人使用的具体情节和证据。

 

2、申诉人未将安置培训款借给他人个人使用情形。本案所涉款项所有人是上海合金厂,保管的账户是由合金厂及财会人员控制管理的上海仪器仪表协会协作件企业研究会专业账户(合金厂财务人员袁丽娟、徐跃证明)。安置培训费款除有偿借给金骥实业公司418万元和合金厂用于发放职工奖金36万元外,其余均完好保存在专用账户中,申诉人并未利用职务之便动用此款和借给其他个人使用。

 

3、申诉人不存在为私利以个名义将挪用的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形。在整个侦查、起诉和审判诉讼过程中,均未涉及申诉人以个人名义将安置培训款借给其他单位问题,金骥实业公司使用的资金,并不是申诉人利用合金厂人事劳动办公室主任职务,以合金厂或个人名义借给金骥实业公司的。

 

4、一审判决根据李儒伦伪证认定申诉人构成挪用公款适用法律错误。此案上合厂法定代表人李儒伦证对本案结论起至关重要作用,一审法院为配合检察机关达到强加申诉人挪用公款罪的目的,不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而无视李儒伦曾在庭前和庭审中曾作出的知道征地工和安置培训费及款的用途的证言,片面采用李为开脱罪责而做的相反证言。在是否知道招收征地工和收取安置培训及款的去向问题上,李儒伦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矛盾,甚至违背常理的证言。李儒伦1996327在检察院证:(李某申诉状材料部分第43页)“1994年至1995年间,上海合金厂需要一批劳动力的事我知道,合金厂招了多少人给多少安置费我不知道。直到1995年底,李某找到我,向我讲过有一笔从劳动局领的36万元安置费,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们向劳动局申请招工还有安置培训费。”9673检察院调查笔录:“在94年上半年,我厂在招农民工时,我知道了在招征地工时,每招一名农民工,劳中就支付一笔钱给厂,这钱由劳动局和财务科直接联系,具体如何进厂及多少钱我不清楚,也没有过问,李某也没有向我汇报过,只是在出事后,李某才向我提起。”199743庭审中,李儒伦在回答律师提发问时,李对律师发问的199512月解进合金厂的36万元和全部是现金及征地农民工进厂有安置培训费的三件事均承认知道。

 

李儒伦作为合金厂的法定代表人,在厂长负责制的管理模式下,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财务审批权是独揽的,招收征地工是全厂的重大事项,劳动局给付安置培训费是接收征地农民工中重要内容之一,此政策并不是首次实施,此前上海合金厂也接收过少量征地农民工,得到了劳动部门相关的安置培训费,作为厂长的李儒伦不会不清楚。申诉人作为厂中层领导的人事劳动办公室主任,只是具体事项的经办者,是没有接收工人和支配安置培训费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支配权的。因此,判决书认定申诉人擅自从研究会出具收据后,将服务所支付给上海合金厂的安置培训费1128万元,挪用给上每金骥实业公司事实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以李儒伦伪证证言确定申诉人构成挪用公款罪,适用法律是错误的。

 

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

 

1、法律赋予申诉人的辩护权被剥夺。此案嘉定区检察院于1996326立案,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整个诉讼过程中,申诉人始终不承认检察机关和法院事先拟定的所谓挪用公款的事实。由此受到办案人员的辱骂和刑讯逼供。立案当天申诉人被带入检察院审讯室,办案人员逼迫申诉人在承认挪用公款笔录上签字,申诉人在笔录上写上“这件事是李厂长知道的。”12天后,办案人李震检察官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申诉人向办案人申辩“这件事是李厂长和劳动局潘维丰局长决定的,怎能由我个人承担?”

 

19961026,开庭庭审中,申诉人不顾公诉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指控,以时间、地点、当事人为主线,陈述了上海合金厂接受嘉定区劳动局68名征地工和1356万元安置培训费的经办的真实过程。检察院撤回了第一份起诉书,申诉人被继续关押。1997311,嘉定区人民法院给申诉人送达了第二份起诉书,并告诉申诉人马上要开庭审判。第二份起诉书认定的事实与第一份起诉书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将申诉人的主体身份从企业管理人员变成国家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罪变成挪用公款罪。1997331,第二次开庭,申诉人针对新起诉书的指控,概括回答:不是事实!上海合金厂接受嘉定区劳动局68名征地工和安置培训费1356万元是一个组织程序过程;它是一个公开的组织行为,不是我与厂长单线联系的地下活动;资金全部运作轨迹证明我与经办当事人,没有用一分钱为自己谋利。公诉人当即冲审判长怒吼:“请法庭注意,被告人态度恶劣,应从重、从严、从快惩处。当申诉人用事实阐述征地工安置培训费事实时,审判长拍桌子对申诉人吼叫:“不要你说这些,你就回答公诉人是还是不是。

 

2、申诉人遭遇检察机关刑讯逼供。在检察院反贪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申诉人一直受到办案人员威逼恐吓和刑讯逼供。特别是1997618上午8时,在我已被宣判后,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三名办案人用车将我看守所押到嘉定区检察审讯室,未等我站稳,三人便轮番抽打我耳光。我问为什么打我,我的嘴被失出血喷到自己的衬衫上,他们逼我承认给谁钱了,我不承认,他们除打我耳光和嘴外,还将钢折椅套在我脖子上,椅子座面紧贴我的胸,还命我立马步半蹲着,姿势稍有偏差,他们便拳脚相加,其暴行使我颈椎、手腕、右手中指关节留下永久的伤痛。在我被刑讯毒打后被告送回看守所。

 

四、再审程序问题

 

申诉人在本案侦查、起诉及审判阶段,从未承认公诉机关指控的所谓挪用公款的事实。申诉人在服刑期间和刑满后,申诉人及其妻子一直坚持申诉。当事人申请再审和申诉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是民主与法制在诉讼程序中的具体体现,但申诉人确遭遇到无数次投诉无门,投诉无果,司法机关和人大、党委机关互相推诿扯皮问题。申诉人熬干了心血花尽了钱,问题未得到任何解决。申诉人先后给上海各级人民检察院、法院、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中央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和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习近平、周永康等中央领导致信反映,寻求法律之外的权力帮助。在各级领导的过问下,20032月,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接受申诉人再审申请,但办案人并未认真听取申诉人意见和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而先入为主,以原判决认定申诉人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为依据,未对案件进行再审,便驳回申诉人申诉请求。申诉人不服驳回决定,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诉,要求依法立案再审,但均被拒绝。在各级领导批示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意接受申诉人申诉。2004218,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2004)沪二中刑监字第19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诉人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的再审条件,原审判决应予维持。

20047月,申诉人致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腾一龙,请求司法救济,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200482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04)沪高法信访字第15834号回复,结论是不予受理。理由是“根据有关规定,对经两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复查均驳回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再次提出申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后申诉人继续上访并多次进京上访,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但至今未得到确切答复。

 

申诉人认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不受理申诉人的申诉请求,违反法律规定和中国共产党有错必纠的刑事政策,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精神相悖。

 

1、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关于当事人申诉再审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申诉人的申诉是符合本条规定的再审条件的,申诉人在历次的申请再审和申诉中,其理由均是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有新的证据证明申诉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三份借款协议),具体事实和理由在本申诉书事实和理由部分已详述。

 

2、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院长提起再审规定。二百零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和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根据此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只要发现确有错误,无论何时都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当事人的申诉是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法院及上级人民法院发现生效的法律判决确有错误的重要途径,各级人民法院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尊重事实和法律,切实履行法律职能,防止冤案不能昭血而引起的矛盾激化惨案发生。

 

3、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规定

第七条规定:对终审刑事裁判的申诉,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再审:()有审判时未收集到的或者未被采信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定罪量刑的。申诉人多次申请再审和申诉的其中一项重要理由是提出一审未经庭审质证的新证据,即申诉人经上海合金厂法定代表人批准的上海金骥实业公司与上海仪表仪器协作件企业研究协会签订的三份借款协议。此三份协议充分证明申诉人将合金厂的418万元借给金骥实业公司使用,是企业间有偿拆借资金行为,不是申诉人挪用。

第十五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对经终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或者经两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复查均驳回的申请再审或申诉案件,一般不予受理。但再审申请人或申诉人提出新的理由,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以及刑事案件的原审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的除外。上述规定,并未排除经两级人民法院驳回的申诉案件当事人现次申诉的权利,规定是一般不予受理,并不是一律不能再审,而且明确提出刑事案件原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的除外,也就是说对可能被宣告无罪的刑事申诉案件,是不能以任何理由不予受理的。法律规定的是申诉人可能被宣告无罪,不是最终结果上的无罪,如不经受理审查,仅凭原审判决认定和两级法院驳回裁定理由,便推定有罪不予受理,怎能确定当事人是否真的构成犯罪?本案申诉人申诉请求不是量刑的轻重,而是请求宣告无罪,且申诉人有充分的事实和理由证明申诉人无罪,

 

五、本案背后的政治因素

 

本案并不是普通正常的经济犯罪案件,是源于上海合金厂法定代表人李儒伦于1995年向嘉定工商银行借贷数千万元炒期货亏本引起。申诉人只是此次事件的替罪羊。期货事件导致上海合金厂骚动,矛盾激化,生产瘫痪。导致李儒伦被免职,为平息矛盾,新任领导薛国华、周锦伦以文革方式发动职工揭发检举,将期货事件引发的企业生产瘫痪矛盾激化后果的责任的责任强加到申诉人身上。(具体事实详见申诉人致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状及致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周永康等领导上访信。)

 

综上所述,本案所涉1128万元征地工安置培训费去向是清楚的,在整个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没有提供任何证明申诉人个人动用一分钱为自己和他人使用的证据,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是,判决结果更是错误的,申诉人符合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再审立案意见中虽经两级法院驳回仍应再审的法定条件,希望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接受申诉人再审请求受理此案,认真审查,依法再审,撤销错误判决,还申诉人清白和法律公正。

 

 

 

 

 

此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李某

                                     

                            2009727附注:申诉人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政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及胡锦涛、习近平、周永康、吴邦国等领导的上访信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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